印度佛像雕塑来源(佛像雕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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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像雕塑来源(佛像雕塑来源)
佛像在印度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广泛崇拜和敬仰。这些佛像的雕塑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的艺术和宗教传统。佛教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佛像雕塑以独特的意义,成为了佛教寺庙和信仰场所的重要物品。
印度佛像雕塑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之前,印度的雕塑艺术主要以神话和宗教为主题,佛教的兴起为印度雕塑带来了新的灵感。佛教教义中强调世间苦难和解脱,佛像成为人们寻求安慰和宁静的象征。佛像雕塑在印度艺术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在印度佛像雕塑的演变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类型。最早的佛像雕塑是以“古庙式”为特征,这种雕塑风格表现了印度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特点。古庙式佛像通常描绘佛陀坐姿静坐,右手作“施无畏印”(表示满怀慈悲),左手放在膝盖上,手掌朝上。佛陀的脸庞通常表现出平静和超脱的神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像雕塑的风格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公元4至5世纪,受到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的影响,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古典式”的佛像雕塑风格。这种风格注重身体比例和解剖结构,佛像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佛教艺术家还将佛像雕塑和其他宗教画作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印度佛像雕塑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风格和类型。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教式”佛像雕塑。密教是佛教的一种分支,强调通过修行和仪式来获得解脱。密教式佛像雕塑的特点是姿势复杂多变,表现出佛教密宗的核心教义和仪式。
除了风格和类型的多样性,印度佛像雕塑的来源还包括了不同的材质和技术。早期的佛像雕塑多使用石材,如大理石和花岗岩。而后期的佛像雕塑则使用了更多的金属材料,如铜和铁。这些材料的选择和雕塑技术的发展,使得佛像雕塑在细节和表现力上更加出色。
印度佛像雕塑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的艺术和宗教传统。佛教的兴起为佛像雕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了信仰和崇拜的对象。不同的风格、类型、材质和技术的运用,使得印度佛像雕塑成为了独特而丰富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古庙式、古典式还是密教式,这些佛像雕塑都展示了印度文化和佛教信仰的重要性。
印度佛像雕塑来源(佛像雕塑来源)
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和重庆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玉门关以东,在玄学的“贵无派”、“玄冥”、“独化”学说的影响下,玄学化的大乘“般若”学,也发展了起来。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早期的多是根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佛说阿弥陀经》进行创造的。这些经,一种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体为最真实,因此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争胜负,就没有必要。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既然没有办法,也得不到什么,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去争什么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类教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了《法华经》中《宝塔品》的“释迦”、“多宝”佛说法像,《维摩诘经》中《问疾品》的“维摩”、“文殊”论道像,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像,以及两大菩萨--“观世音”、“大势至”像,等等。 隋唐时期的佛教,继承了南北朝后期所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他们建立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封建宗法制和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于是就形成了宗派。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学的影响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和传法世袭。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是创造了更多的大乘经变,而这些经变出现的早晚,则体现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后。 根据对石窟的调查,我认为释、道、儒三教的结合,约在北宋。这种情况也反映到石窟艺术上来了。四川大足石门山,除佛教造像外,还创造了释、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区的继续宣传促进了造像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文献中虽很少见,但却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龙岗山与宝顶的造像中,这又给佛教史提供了新资料。由于元代中原地区流行着喇嘛教,因而杭州西湖沿岸也开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中国佛教石窟大约始凿于公元3世纪,盛行于5-8世纪,16世纪以后开凿的数量就较少了。现存石窟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古代的西域)、甘肃西部(古代河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布。从规模或艺术成就而论,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堪称中国四大石窟。在我国石窟中的各样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经变,以及各石窟的供养人像等,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龙门宾阳洞美国人盗去的《帝后礼佛图》浮雕,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一百窟的《曹仪金出行图》,第六十一窟的于阗国王像和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豪华生活和剥削人民的生活画面。巩县第五窟大幅的供养人群中较小型的供养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阶级人物的真实面貌。大足宝顶大佛湾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景象。而克孜尔、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等窟内的供养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贵族、武士的形象。莫高窟中各时期“弥勒变”中的《一种七收图》,第二百三十二窟内“三宝感通变相“中的《纤夫图》,第六十窟内《五台山图》中的行旅与旅店中的人物各种劳作图,则又描绘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形象。通过这些造像,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国各阶级人物的生活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印度佛像雕塑
印度本土雕塑兴起于5世纪左右,在印度的中世纪时代取代了佛教成为印度本土最有影响力的宗教。
印度教雕塑充满了巴洛克式的动感表现和印度艺术特有的繁缛装饰与奇特想像,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印度中世纪(约7~13世纪)雕塑艺术的中心内容是印度教雕塑。
印度教佛像雕塑
巴拉巴佛窟(Barabar Caves)是印度最古老的幸存岩石洞穴,大部分时间来自Maurya帝国(公元前322-185年),有些Ashokan碑文位于印度比哈尔邦Jehanabad区的Makhdumpur地区, mi)加耶北部。这些洞穴位于巴拉巴(四个洞穴)和Nagarjuni(三个洞穴)的双子山中; 距离1.6公里(0.99英里)远的Nagarjuni山的洞穴有时被单独列为Nagarjuni洞穴。 这些岩石切割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即孔雀时代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在位)以及他的孙子Dasharatha Maurya。洛马斯里石窟入口处的雕塑周围是最早存活的玳瑁造型“chaitra arch”或chandrashala,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印度岩石建筑和雕塑装饰的重要特征。 这种形式显然是木材和其他植物材料中建筑物石材的再现。这个洞穴是由Ajivika教派的修道者使用的,这个教派是由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佛像和马哈维拉,耆那教第24和第24 Tirthankara的当代佛教徒Makkhali Gosala建立的。 现场还有几座岩石雕刻的佛教和印度教雕塑以及后期的铭文。Barabar的大部分洞穴都由两个室组成,完全由花岗岩雕刻而成,内部表面高度抛光并具有令人兴奋的回声效果。这些洞穴是由英国作家EM Forster在“印度通道”一书中精选的 – 位于虚构的Marabar中。 这些也在印度作家克里斯托弗·多伊尔的书“摩诃婆罗多秘密”中显示。
巴拉巴尔山石窟 (Barabar Hill Caves) 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洞穴,其历史可追溯至孔雀帝国(公元前 322-185 年),部分石窟刻有阿育王铭文,位于印度比哈尔邦杰哈纳巴德区的马赫杜普尔地区,距加雅以北 24 公里(15 英里)。
印度
在距今2500 年前左右,印度有人建造了这样一个洞穴:这是在一整块岩石里开凿出来的洞穴,如果不借助机械,不知道得消耗多少人力和时间。而且它还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洞穴内部经过精心地打磨抛先过,十分光滑平整。平整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在墙上照出自己的影子,几乎可以当做镜子用了!要做到这点,现代人得用打磨机配上细腻的抛先粉,经过在不同精度的打磨机下反复打磨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不仅光滑元比,而且整个洞穴内部是不精确对称的几何图形,墙角是的90度,达到激先测量的精度.
佛像雕塑来源
东晋时期戴逵戴颙父子创作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将佛教造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将外来的造像艺术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创作了影响整个南北朝时期审美的瘦骨清像造像风格。戴逵善于细致地观察,精心的构思,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使自己不断丰富着创造力。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在佛教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是当时艺术界的一个大胆的创造者。戴颙和他父亲一样,在雕造技术上也有所发展。佛教雕刻“藻绘”就是从戴颙开始的,这显然也是佛教雕塑和传统艺术的进一步结合的表现。戴颙在巨大佛像的制作上,有丰富的经验,关于形象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佛像的造型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独特的成就。在历史上所以这样重视戴氏父子成就,显然是和他们在佛教艺术上的创造,特别是在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张彦远认为以前的佛像“以形制古朴,未足赡敬,后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至此以后,由于不同艺术家的创造,有着更多的样式、风格的出现。
印度神庙佛像雕塑
雕刻是一种造型艺术,它可赋予顽石以灵气,也可赋予金属以生命。从材质讲,印度古代既有石雕,也有铜雕;从主题讲,则既有佛教雕刻,也有印度教雕刻。无论在哪一领域,哪种材质,印度雕刻都取得了令人嘱目的非凡成就。
据考证,印度先民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开始了雕刻艺术创作。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印章底面上,就镌刻着动物、树叶和神祗。这些印章大部分是用皂石、玛瑙、象牙和青铜一类材料刻制的。它们一般呈方形,但也有呈圆形的;一般刻有牛的古印度印章刻有独角兽的古印度印章边长为3至5厘米,但也有边长达7.5厘米的。这些印章的上部虽然大都刻有象形文字符号,并且在实际使用中可能更为重要,但动物雕刻往往占去大半面积,因而先声夺人。由于所雕刻的动物大多为雄性,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刻制和使用印章者都是男性;由此似乎还可以断定,男性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家庭与社会中均占主导地位。刻在印章上的动物的多种多样,令人惊叹不已。所雕刻的动物最多见的为黄牛、瘤牛、水牛、犀牛、象、虎、羊、羚、鹿、兔、鳄、蛇等实际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也有存在于人们幻想与传说中的动物或为标新立异而人为组合的动物。由于牛在印度社会与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牛的形象出现在印章中的次数最多,雕刻得也最为传神。它们那浑圆的躯体似乎蕴涵着无穷的力量,微微低垂的头仿佛就要发起进攻。这些写实的或自然主义的雕刻虽然十分古朴,但其技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屑十分娴熟。一件生雕栏装饰孔雀活中的实用品就变成了可供欣赏的艺术品。也有些印章上面雕刻了人或神的形象,但在气韵上远不如那些动物的形象生动。这是印度先民对雕刻艺术的初步尝试。他们对动物题材偏爱的特征,一直被后世的艺术家们继承下来。
孔雀王朝时期的雕刻在印度艺术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石头开始在印度被普遍用于建筑和雕刻。这对于印度艺术的发展与传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用于雕刻的石材,表面都打磨得十分光洁。这一特征甚至成了鉴定孔雀王朝时期石雕的一个重要依据。
阿育王统治时期,是印度雕刻史上的辉煌一章。为了宣扬自己的功德,弘扬正法,他命人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寻找天然岩壁或建造石柱以刊刻诏书。他敕建的独石纪念碑式圆柱是这一时期石雕作品的典范代表。这些石柱主要竖立在佛陀生前的重要活动场所或通往这些圣地的重要路线上。虽然当时印度的建筑与雕刻受到波斯帝国的影响,但竖立纪念柱的做法却是出于印度固有的理念。它很可能是印度古代崇奉宇宙之柱的传统的体现。在印度各地曾先后发现30余根阿育王石柱。
孔雀王朝时期的人物雕刻作品数量并不多见。在北方邦圣城马土腊等古代雕刻艺术与文明中心,曾先后发现了当时遗留下来的20余尊巨大的石头药叉雕像。在今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附近,曾经发现两尊无头男性雕像躯干。它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耆那教圣人的雕像。在巴特那市还发现了一尊砂石雕刻的药叉立像,虽然其头部及双手已经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技法熟练的成功之作。
古印度的摩羯鱼雕刻(公元前100年)舞女铜像(公元前3000年)在今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东北方向约50公里处的桑奇,也有一座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那就是在198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桑奇大塔。它的雕栏和塔门是孔雀王朝之后极其重要的雕刻作品,而塔门浮雕尤其具有代表性。这些作品约作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期安度罗王国领有中、南印度时期。当时,安度罗国国势逐渐强盛,控制了印度许多重要的商路与海港。信奉佛教的商人与富有的市民,为桑奇大塔的扩建和维修慷慨解囊。大塔原有的木头围栏遂被石头围栏取代。桑奇雕刻规模宏大,技巧细腻,刀工精湛,造型娴熟,堪称稀世之作。它在艺术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成为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代表作品。
贵霜时代印度后宫的守护神——雅典娜,犍陀罗出土。这是公元前2世纪典型的希腊化神像,现存拉合尔博物馆。公元1世纪中后期,在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交互作用下,印度佛教雕刻艺术发生迅速变化。在此背景下,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产生了。
犍陀罗艺术是以希腊艺术风格表现佛教内容的一种雕刻艺术,代表了古代印度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印度艺术与西方艺术融合的结晶。
犍陀罗地区位于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附近的白沙瓦谷地。这里是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门户,是一个将印度、中国和中亚与地中海、周围的希腊—罗马世界连接起来的贸易网的中心。这种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里既演绎了印度河和外族入侵者你来我往的历史剧,也使印度文化与波斯、希腊、罗马等外来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在几个世纪中形成了东西方联姻的艺术——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艺术的创造者们在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既延续了印度风格手势和坐姿的固定模式,又吸收生活中舞蹈、戏剧在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特的手语,创造了佛像手势和坐姿的标准格式。这种格式在以后形成了亚洲各国佛像形象的标准模式。
犍陀罗的佛陀塑像,以《悉达多王子像》、《佛陀立像》最具代表性。《悉达多王子像》制作于2世桑奇大塔著名的塔门纪。塑像宽21英尺。塑像中王子盘腿而坐,须发苍然,骨瘦如柴,眼窝深陷,肋骨参差突现,骨骼和血管清晰可见。但他神态安详,正在瞑思人生的真谛。悉达多消瘦的形体与其面部表情反差极大,恰恰反映出他坚韧的性格和追求人生真理的毅力,具有震撼人心的表现力。《佛陀立像》的创作于2、3世纪,高1.42米,是把希腊太阳神阿波罗与佛陀的特点相结合的艺术杰作。佛陀身穿罗马式“陶格”袈裟,形象古朴、庄严。
犍陀罗艺术为后世继承和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印度教神像雕刻也蔚成风气。毗湿奴、湿婆、黑天、太阳神、难近母等男女诸神的雕像纷纷问世。毗湿奴、湿婆等印度教诸神及其化身的大量精美雕像,构成了印度教图像的岩石百科全书。约开凿于8世纪的第16窟凯拉萨神庙规模最为宏大。这座湿婆神庙高30米,进深达90米。湿婆神像及表现其功业的雕刻类乎鬼斧神工。同期开凿的象岛石窟是纯粹的印度教石窟。门廊两侧与窟内岩壁上刻有表现湿婆诸相的9块高浮雕,其中《湿婆三面像》最为著名。在中印度和南印度,大量印度教神庙都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雕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令人目不暇接。与佛教雕刻不同的是,印度教雕刻以造型夸张、动感强烈和变化丰富为特征。
闻名于世的萨尔纳物狮子柱头。建于约公元前242—232年。古代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十分擅长铜雕艺术。其中又以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像在印度最为著名。题材既有男女诸神、圣徒、国王、王后,也有动物。大小形制均有。由于朱罗国王虔信湿婆,湿婆神像备受青睐,其中尤以各种青铜舞王湿婆神像最为流行。约创作于11世纪的青铜舞王湿婆神像,是一件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湿婆被塑造成三目四臂的裸体男性舞者形象,周身环以火焰光环。右上手持沙漏形手鼓,象征着宇宙的创造;左上手持火焰,象征着定期焚毁宇宙的动火。这两条臂膀的平衡,象征着宇宙生命创造与毁灭两极的辩证统一。前右臂手作无畏式,前左臂手作模拟象鼻下垂的象手势。右足踏象征无知的侏儒,左腿凌空翘起,象征着解脱。湿婆昂首挺胸,头发水平甩开,极富动态之美。这座铜雕,通过湿婆的神秘之舞象征着宇宙的创造、保护和毁灭,从中透出了印度古人对宇宙演化的哲学理解。
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穆斯林侵入印度后,佛教和印度教建筑雕刻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穆斯林政权统治时期,印度雕刻艺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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